Disc 1 1：04’41”
第一樂章 綿延的行板－神采奕奕的中板
（Andante sostenuto - Moderato con anima）
Disc 2 1：22’25”
第二樂章 小歌曲風格的小行板（Andantino in modo di canzone）
第三樂章 詼諧曲：整段用撥奏－快板（Scherzo: Pizzicato ostinato - Allegro）
第四樂章 終曲：火熱的快板（Finale: Allegro con fuoco）
樂曲介紹
進入到十九世紀的交響曲，基本上仍沿襲著貝多芬所開啟的兩條道路發展：一是遵循古典標準形式的絕對音樂，另一則是不再拘於四樂章傳統模式的標題音樂。在這段時期，兩方各以布拉姆斯的交響曲與李斯特的交響詩為代表。貝多芬在他的《第六號》〈田園〉（1808）提示了交響曲得以踏出絕對音樂範疇的可能性，不過對於上述兩派音樂哲學所屬的浪漫時期後繼作曲家而言，他們卻是各執己見，彼此涇渭分明。
柴可夫斯基是少數能夠兼容這兩種學說的作曲家。他的地位相當特殊：他算是俄羅斯國民樂派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於他的創作極具國際性、不限於國民樂派的民族風格的緣故，所以更精確來說，他其實屬於「廣義」的國民樂派；他有六首交響曲，也創作許多標題音樂，但若從結構與表達方式來看，他的這兩類作品當中，幾乎沒有差異。在絕對音樂與標題音樂的壁壘之間，柴可夫斯基不屬於任何一方，也與兩方都有來往。他的音樂可說是十九世紀兩種音樂美學觀點之間的橋樑。
他於1878年所完成的《第四號交響曲》即是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作曲家在創作期間所經歷的生活危機與心理風暴詳盡記錄於他與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的書信裡，而他強烈的個人情感亦在《第四號》裡表露無遺，使得這首交響曲明顯地帶有自傳性質。從柴可夫斯基為梅克夫人所寫的樂曲解說（或許作為創作心境的表述更為貼切）及寫給作曲家塔涅耶夫（S. Taneyev, 1856-1915, 曾是柴可夫斯基的學生）的回信來看，《第四號》完全表明他在音樂的「標題或絕對」之爭裡所選定的立場：「我的交響曲當然是標題性的，但這個標題卻決不可能形諸文字……這首交響曲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即使沒有標題，它的意念也是大致可辨的。」（1878. 4. 8.）
作曲家在這首乍看之下無標題的（至少名義上）屬於絕對音樂的作品裡所隱含的一個未指明的標題，轉化為音樂上的表達，就是開啟第一樂章的導奏。它由法國號（加上低音管，使整體音色變得更暗）吹奏降Ａ音同音反覆，單調無彩色的灰，藉由時而遲疑時而急迫的特殊節奏音型甫造成前進的動力。將這《第四號》和舒伯特《第九號》〈偉大〉（1825）及舒曼《第一號》〈春〉（1841）當中同樣使用法國號、同樣採取單音的同音反覆、同樣具有「召喚」意味的導奏做一比較，可以明顯聽出這位俄羅斯作曲家與後兩位德奧前輩對此一樂器迥然不同的用法及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一向帶來森林的聯想且具有呼喚的象徵的法國號，在此竟轉變成命運冷酷無表情的聲聲召喚。而這開啟第一樂章的號角，也會出現在其後的發展部、尾聲甚至終樂章的尾聲，發揮統一全曲的力量。
《第四號》當中的第二樂章屬於抒情、敘事的風格，是國民樂派作曲家寫交響曲時典型的作法。第一樂章的第一主題，即可見到柴可夫斯基以其特有的下行二度使用所構成接連的聲聲「嘆息」，且四個樂章的主要主題皆以下行音型開始。儘管各樂章情緒迥異、且樂章之中音樂進行每每有大起大落之際，但作曲家卻能將舞曲節奏適性地嵌入到每個樂章裡不顯突兀。他對節拍的特殊指示，亦在於要求第一樂章的第一主題群要「圓舞曲的律動」，以及罕見地在第三樂章詼諧曲採取二拍子（他在《第三號》〈終樂章〉〔1875〕就曾如此嘗試）。在第一樂章發展部這裡，本質上是一大段的漸強，柴可夫斯基發揮他一貫的製造高潮的手法，藉由不斷模進、上行、聲部加厚、音域拉高，堆疊出巨大的情緒狂潮，這一點其實與奏鳴曲式所要求的對主題動機有機發展的邏輯並不合；另外，他對該樂章的調性布局，使整個樂章走完ｆ－降ａ─Ｂ─ｄ─Ｆ─ｆ（將一個八度四等分，意即以小三度的距離畫分）的循環，刻意讓主題群之間避開主調－屬調關係，亦挑戰了奏鳴曲式所仰賴的調性傳統。
在和梅克夫人的書信裡，柴可夫斯基對管弦樂配器方面多所著墨。大範圍而言，將樂團分成三群製造對比的表現，於中間兩個樂章裡所在多有；末樂章的熱烈除了來自加入三角鐵、鈸、大鼓等打擊樂器的效果，也顯示出俄羅斯銅管樂隊的深厚影響；第一樂章呈示部結束句的後半，木管及弦樂的半音下行旋律線條，由於運用了銅管來為其織度及音量加乘的緣故，營造出一種厚重、強大、具穿透力的聲響。在樂器的音域與音色兩個層次的掌握上：第一樂章的小提琴（第一主題群）、豎笛獨奏（第二主題群）、大提琴（第二主題群的對旋律）、高音木管與弦樂（加速衝向終點前的最後吶喊）；第二樂章雙簧管獨奏（Ａ段）及尾聲前最後一次Ａ段的低音管；第三樂章弦樂群的通篇撥奏更是《第四號》的一大特色。而這些都僅僅是柴可夫斯基在《第四號》裡對配器的敏銳與堅持的其中一二而已。（文／殷于涵）